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应坚持“三个必须”

  跨文化交流是一个持续互动的过程,面对不同交流主体的多元文化背景,我们要充分把握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和外界文化认知的时序性,坚守文化安全底线,遵循文化传播规律,构建全方位的传播矩阵,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

  【摘要】跨文化交流是一个持续互动的过程,面对不同交流主体的多元文化背景,我们要充分把握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和外界文化认知的时序性,坚守文化安全底线,遵循文化传播规律,构建全方位的传播矩阵,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

  跨文化交流涉及社会学、传播学、语言学等众多学科,反映的是人类交往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文化现象。提升我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必须充分考虑交流双方的不同语言、宗教、礼仪和民俗等诸多要素,从而构建全景式的跨文化交流机制。

  跨文化交流能够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对话者得以有效沟通,而文化背景的形成不仅源于历史的积淀,更受到现实因素的制约。促进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必须坚守文化安全底线,推动文化的自我发展,不断提升自身文化的影响力。

  第一,中国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要守住安全底线。随着全球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国际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不断拓展,在经济上占优势的国家,其文化往往也能够脱颖而出。这种与经济影响力正相关的文化影响力不仅为经济地位较弱的国家提供了学习和借鉴优秀文化的契机,同时也为其带来了文化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充分激活经济交往中的文化动力,彰显中国气派,鼓励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在跨国交往中讲好“中国故事”,体现中国风范。

  第二,中国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要实现自我发展。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指出,一国的综合国力是由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硬实力和文化、意识形态等软实力构成的。在信息时代,文化交流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字和语言形式,文化的影响力缩小了时空距离,软实力发挥的作用比以往更加突出。一方面,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增强国家软实力是符合世情的,是顺应全球经济发展规律的战略选择;另一方面,也要直面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制造的“”,认识到我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的相对不足。要实现文化交往中的自我提升,关键是要加快话语体系的构建。要让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经济硬实力的发展齐头并进,推动体现中国核心价值观念的文化元素的时代性转化,使中国表达与国际话语规范形成无缝连接,提升国际社会的认可度,塑造良好国家形象。

  第三,中国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应作出应有贡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即其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得无产阶级更加贫困。当今世界的发展,不仅有发达国家面临的后现代困境,还有愈加扩大的全球贫富差距,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中国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在短短几十年内,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世界大国,无疑为第三世界国家展示了一幅充满希望的图景。中国作为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其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越来越吸引着世界的目光。我们要在文化交往中彰显大国担当,就要坚持共享理念下的“以文化人”,让中国智慧促进世界文化繁荣、人类文明进步。

  作为一个文化整体,中国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有表里之分,也有形式内容之分。从表里层次来看,国家形象和文化魅力处于外层,在跨文化交流时最易触碰;文化观念处于内层,不易被接受和认同。适当的传播方法能够事半功倍,失当的传播方法则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且容易因交流不畅引发误解。所以,交流形式和文化内容的表里层次是一个互通的动态整体,为我们揭示出一条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基本理路:促进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必须注重传播话语的转化。

  首先,要在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基础上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中国方案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和国际地位提升而逐渐受到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种发展模式,它的物质层面是中国在经济交往活动中创造的众多机遇,文化层面则是中国在文化交流活动中展现的浓厚魅力。扩大中国方案的国际影响力,会无形中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魅力。要在巩固传统核心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现代文明发展因素,汲取西方价值理念中的有益元素,塑造开放、包容、负责的国家形象。

  其次,要将核心文化理念贯穿于各项国际交往活动中,注重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与诠释。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许多具备共识性的宝贵资源。如从16世纪出现的古代丝绸之路到当今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将我国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带入文化交往的厚重历史情感中,为中国与世界文明对话提供了新思路;习主席在多个外交场合提及的“与邻为善、与邻为伴”思想,“亲、诚、惠、容”理念,无一不是在继承和发扬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进一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我国文化核心价值和国家对外形象进一步结合的交汇点就在于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最后,要在对外援助中力求“软” “硬”结合。对外援助可以获得受援国的好感,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都会从情感上更加认同施援国的文化和制度。长期以来,我国都表现出了大国担当,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一系列资金、技术和人力支持,已经初步具备了良好的文化影响力。未来,在对外援助中加大教育、医疗、技术合作、人力开发等“软援助”的权重,推动我国文化传播力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在跨文化视域下,依照传播规律找准主体和载体,有助于我们跳出纷繁的文化壁垒和交流困境,实现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力的提升。

  第一,政府部门是文化传播的主导力量。通过举办综合性文化交流活动、组织文艺团体访问演出和设立文化论坛等举措,政府部门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方面发挥出了最大的资源聚集效应。第二,非政府组织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非政府组织大多服务于某一特定文化领域,因此有较强的专业性;同时,由于其意识形态的非显性特点,能够展现出更多文化亲和力,易于达成共识。第三,企业和个人是文化传播的中坚力量。企业和个人不仅是我国国内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力军,也是我国文化对外传播最大的主体。随着全球化时代国际交流日益频繁,我国的文化对外贸易数额也在不断增长。要进一步提升文化产业规模,需要打造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文化品牌。

  文化“走出去”的落脚点在传播上,传播力的强弱则决定于载体。从文化介质上看,语言是最典型的文化载体。语言是文化之窗,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语言的出现正式宣告了“以文化人”的历史进程。在现实交往中,人们的行为受制于特定的语言环境,语言是表达思想、传递文化的主要媒介。发达国家的跨文化交流始于本国语言的国际推广,它们将语言输出作为传播核心价值理念的重要途径。我们要充分借鉴既有的语言推广经验,把汉语、汉字放在文化推广战略的中心位置上,不断推动汉语走向国际化。从传播广度上看,大众传媒是最有分量的文化载体。一方面,大众传媒以书籍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介载体而被人熟知;另一方面,随着文化传播从口语文化、印刷文化到信息文化的发展,移动新媒体已成为对外传播的重要阵地。为此,我们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高新技术促成传统媒介转型,引导新媒体传播更有内涵、更有价值的中国文化。

  【注: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家语言战略与文化安全视阈下的新疆外语教育规划研究”(项目编号:18BYY09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