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沂暄:人文交流与新时代中国对外关系发展-兼与文化外交的比较

  当代中国的对外人文交流已经成为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本文尝试对人文交流的内涵和外延、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进行初步梳理和探讨。文化外交与人文交流的关系较为密切,且易于混淆,然而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文化外交属于政治进程,而人文交流属于社会进程,其参与者可以遍及社会各个层面,大体可分为知识界和大众两个群体。文化外交是服务于一国对外政策的单向活动,而人文交流是目标长远的双向进程。人文交流有自身的独立属性,唯有把它看作长期的、综合性的社会进程,方能把握其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从长远来看,人文交流通过致密而复杂的社会交往网络,有助于促进国民间的了解,减少国家间的错误知觉,为国家间关系托底,成为国家间良性互动的象征和助力,增加促进国家间关系积极发展的权威性声音,塑造国家的人文形象。

  近年来,人文交流在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在国家层面,中国已经和英国、法国、德国、印尼、南非、印度、欧盟等国家和组织分别建立了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每年均定期举行会议。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建立了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特朗普上台后,则于2017年启动了中美社会与人文对话。中俄间的人文交流机制建立得最早,制度化程度也最高——2000年即组建了副总理级别的人文合作委员会,目前已经召开了19次会议。人文交流还是“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中的重要部分。2017年底,中办布了《关于加强与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下文简称《意见》),作为各层级对外人文交流的统领性文件。

  与此同时,“人文外交”或“文化外交”在官方用语中就不那么常见了。如果与更早的时候进行比较,这一点则尤为突出。例如,2004年,中国领导人在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用的是“文化外交”。2009年,外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把2008年举办奥运会称作“人文外交”。中国领导人当年7月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使用了“人文外交”的提法。不过,在2012年报告中,使用的是“公共外交与人文交流”,而没有用之前的“人文外交”或“文化外交”。2013年中国领导人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的讲话里采用了“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交流”并列的提法。

  此后,虽然学术界还在继续谈“人文外交”或“文化外交”,但官方基本上已经全部采用“对外人文交流”的提法。“人文交流”的提法很新,其覆盖的范围比“文化交流”要广。尽管如此,“人文交流”指示的主要内容却很古老,是人类几千年来相互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像今天这样人文交流成为政府推动的一项重要工作,成为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以往的时代却比较少见。当前很多研究都涉及人文交流的具体问题和对策,但是不可否认,对人文交流本身及其意义却缺乏专门的关注。虽然“人文交流”仅凭常识就可大致理解,但是仍然需要在学理上进行把握。为此,本文首先界定“人文交流”的内涵。由于从国际关系层面上理解的人文交流与“文化外交”的距离最近,也常常被混淆,所以对人文交流内涵的界定将在同文化外交的对比中呈现。在此基础上,将初步探讨人文交流在对外关系领域发挥的作用及其途径。

  “人文”是一个古老的词汇,根据不同的语境,可以覆盖上至庙堂的诗书礼乐、下至江湖的人情习俗,其核心是与自然相对的人事。“人文交流”主要见诸当前的中国官方文献,其所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文化交流,几乎涉及人类所有的精神生产领域以及与人事有关的经验、实践和机制。在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确定的几个重点合作领域除了传统的文化、教育、语言交流合作以外,还包括文物保护、旅游合作、青年互访、体育交流、媒体交流、学术交流、合作制片,香客朝圣、中印联合医疗队等项目也被纳入人文交流的名下。而根据意见,人文交流不仅覆盖了武术、美食、中医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包括大型体育赛事举办和重点体育项目发展合作。综合近年来的相关文本,可以发现当前中国政府使用的“人文交流”术语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人文交流”涵盖的领域非常广,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环境保护以外,几乎所有领域的交流合作都可以被纳入“人文交流”的范畴。第二,“人文交流”除了一般理解的相互举办文化、教育等各项活动以外,还包括相关交流机制和传播能力的建设以及有影响的项目、交流品牌的打造。第三,提出了“人文公共产品”的概念,并且要向国际社会积极提供。对于具体什么是“人文公共产品”,意见特别指出要“分享我国在扶贫、教育、卫生等领域的经验做法”,这就使人文交流包含了总结与分享实践经验的维度。与传统理解的“文化交流”相比,这是一种未曾有过的内容创新。

  与中国现在主要使用的“人文交流”相比,“文化外交”的研究基础更为厚实。不过,对于文化外交的含义,则大体有两类理解。一类把文化外交看作政府组织或推动的对外文化交往活动,虽然提到是“一种外交形式”、目的是“实现某种战略意图”,但是并没有特别强调与对外政策的关系。另一类则强调文化外交与对外政策的联系,基本上把文化作为实现对外政策的一种手段。一般理解的外交是国家间和平的、制度性的交往方式,是政治性的行为。第一种理解显然没有触及“外交”的核心,而是更接近对人文交流的描述。因此,本文将以第二类对“文化外交”的理解作为与人文交流对照的基础。

  首先,人文交流与文化外交的目标不一样。人文交流着眼于长远、宏观的目标,具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综合性的国家内外战略目标,如意见提到“加强与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要以服务国家改革发展和对外战略为根本”。这样的综合性战略目标着眼长远,尽管包含了政治与对外关系方面的内容,但无论是覆盖面还是参与实施的部门都远远超出了政治与外交的范围,而且目标具有稳定性,不随一时一事而改变。二是人文领域自身的目标,如《意见》指出要“以促进中外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为宗旨”。具体来说,这一目标既包含人民之间相互理解的内容,也包含精神生产领域的共享与提升的期望。也就是说,人文交流不但具有促进各国在文化等诸领域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目标,而且最终还可以为形成某种文化互鉴共享的区域打下基础。总之,人文交流是长期、深远、细致且连续性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人文领域自身学习交融的理想化追求。人文本身的共享提升是交流的主要目的,急功近利反而可能对它造成伤害。

  文化外交则不同。首先,与人文交流致力于长远而宏观的目标相比,文化外交更注重具体而实际的中短期目标。这是由文化外交本质上附属于对外政策而决定的。因为对外政策目标较为具体,理想化成分也少,对中短期的成果都有比较明确的要求。从实际运作来看,各国进行文化外交都是出于一时的对外政策需要,基本上不考虑人文交流可能有的长远而理想化的前景。例如,法国就是一个用文化手段服务于对外政策的典型代表,19世纪后期法国在海外大力输出文化和宗教,其目的是为了列强之间的竞争。美国的例证更加凸显了文化外交与对外政策的密切联系。美国文化外交始于20世纪30年代向拉美宣传和输出美国文化,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应对纳粹德国在拉美的文化扩张。1949年希腊内战结束后,美国对希腊进行文化外交的目标就是要促进形成亲美、接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这同样也是美国对苏联冷战的主要政策目标。由此不难理解,冷战结束后,美国文化外交也随之被冷落。1999年,连冷战时负责文化外交的美国新闻署(USInformation Agency)也遭裁撤。从这些事例来看,文化外交中的文化只是实现对外政策的手段,服务于中短期政策目标。换言之,文化外交的实质在于外交,而不在于文化,一般不会过多考虑文化自身的需求与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孔子学院的定位就很清楚了。孔子学院章程的第一条就指出:“致力于适应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汉语学习的需要,增进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构建和谐世界。”主要业务范围也是汉语教学、培训汉语教师等语言文化交流活动。这说明孔子学院是典型的中外人文交流项目,而不是服务于对外政策具体目标的文化外交项目。其发展规划与成效评估都应该从语言文化学习的长远意义和国家综合性人文交流目标的角度理解,急于把它和文化外交挂钩,反而会损害这一长远目标。

  其次,鉴于人文交流与文化外交的目标不同,它们各自的进程也不同。人文交流是双向的,既要在人文领域让外国理解本国,又要让本国理解外国,这样才能达到“民心相通、文明互鉴”的目的。因此,人文交流总是包含“走出去”和“请进来”两个同时发生的进程。2019年3月发布的中意联合公报就提到,要互办文化和旅游年,在中国中学开展意大利语教学和在意大利中学开展中文教学。在人文交流中,对外传播推广本国的文化等精神产品固然重要,引进外部优秀文化也同样关键,有些对外人文交流项目就是为了弥补本国某一方面不足而“请进来”的学习吸收。中意在足球方面的交流合作,主要就是为了满足中国观众对高水平足球赛事的需求、提高中国的足球水平。“2019年中芬冬季运动年”也是为了提高中国的冬季运动水平,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作准备。

  文化外交则主要是单向的。虽然很多文化外交以交流的面目出现,但是学习借鉴对方的文化成就基本不在考虑之列。这是由文化外交的外交性质决定的。外交是对外维护国家利益的和平方式,文化只是达到外交目标的手段,因此文化外交的任务就局限在宣传和输出本国的文化等精神产品、扩大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力方面,从而有助于对外政策的实施。这一点在冷战时期有非常典型的表现。例如,中央情报局一直资助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及其文学艺术活动,不仅以此对抗苏联的文化影响力,而且有意识地为权力中心从西欧转移到美国提供文化支持。①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单向”是就文化外交行为的内核或实质而言的,而不是说文化外交会排除邀请别国人文领域团体到本国交流。作为外交的手段,邀请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只不过一般不以学习借鉴为目的而已。

  再次,推动人文交流和文化外交的力量不同。人文交流除了政府主导以外,商业目的、文化发展自身的内在需要都是重要的推动力。很多时候,政府只是人文交流的第一推力,此后则由文化自身的规律和需要来继续推动交流合作。而这样的发展恰恰又是政府最乐意见到的,也是人文交流的初衷。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外一流音乐团体和艺术家来华演出大多是政府间协议的规定。像小提琴大师苏联人奥伊斯特拉赫、美国人艾萨克斯特恩分别于1957年和1979年访华,前者根据中苏文化合作协定1957年执行计划来华举办了多场音乐会,后者是中美建交后应中国政府邀请访华。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来华演出的国外音乐团体日益增多,其中商业与艺术本身的需要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里的关键因素在于,中国的古典音乐观众年轻且规模不断扩大,在欧美观众普遍老龄化且数量下降的情况下,无论是从艺术发展还是从商业收益来看,中国市场都不容忽视。

  文化外交则不同。作为外交的一种手段,且与对外政策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文化外交的推动力基本上来自政府。政府出于具体对外政策的需要进行文化外交,选择的项目、采取的方式也是根据政策要求确定的,而不是从文化的角度考虑。一般来说,在文化外交中,基本上看不到文化内在的推动力或者商业上的动机。一种常见的文化外交形式就是为外国领导人来访专门举行的演出活动,这类演出的节目、演员选择就是一项极具政治性的工作,其文化效果必须服从服务于外交效果。1961年,周恩来总理就在招待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文艺晚会节目单中撤掉了折子戏《木兰从军》,加上了口技、杂技和中国戏法这些他爱看的节目。为蒙哥马利演出什么节目,并不是由文化作品本身决定的,而是由中国接待蒙哥马利来访的外交目标决定的。蒙哥马利提出了和平三原则,被中国领导人看作外交的一个突破口。在这一特殊条件下,撤掉蒙哥马利不能接受的“女元帅”的节目,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外交行动,而不是文化行动。

  综上所述,人文交流与文化外交的差异可以概括为:人文交流致力于长远的、综合性的目标,而文化外交只顾及中短期的对外政策目标;人文交流很大程度上以人文领域的互鉴共享为目的,而文化外交一般把文化作为达到政策目标的手段;人文交流具有文化、文明层面的意义,而文化外交的核心是政治性的;如果比照文化国际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分野,前者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描述人文交流,而后者则更多地与文化外交联系在一起。

  上述关于人文交流与文化外交的区别是基于两者各自的性质与展开逻辑而言的,总体来说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实践中,人文交流与文化外交不但相互交错,而且有时候区别也不是那么明显。具体来说,这些联系可以从下面几个角度来理解。

  第一,人文交流是文化外交的载体。无论文化外交要达到什么样的政策目标,都需要通过具体的人文交流项目来实现。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文项目,文化外交就无计可施。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文化从本质上只是文化外交的手段,但是文化外交必须以人文交流的形式呈现出来。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指示为新闻界放一部戏曲故事片梁祝哀史。梁祝哀史根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摄制,是新中国第一部彩。电影在日内瓦会议间隙的很多场合放映,得到了包括电影大师卓别林在内的各界人士的肯定。放映梁祝哀史本身是一种人文交流的行为,但是放映的起因则是出于外交需要。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虽然这代表着中国在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上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西方舆论还是对新中国充满敌意,新闻界的普通人士和一般民众基本上无从了解中国的实情。就连会议休息期间中国为各国记者放映的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都有美国记者针对国庆阅兵说“中国在搞军国主义”。

  放映《梁祝哀史》这部爱情悲剧电影,目的就是促进西方全面了解新中国,打破由于西方敌对宣传造成的对新中国的错误印象。周总理的这一举措是文化外交的典型例证。

  第二,由于文化外交必须采取人文各领域交流的具体形式,因此有时人文交流与文化外交实际上交织在一起。最典型、最理想化的文化外交模式就是“乒乓外交”:中美之前并没有乒乓球方面的交流合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是经过反复权衡临时作出的决定,其目的是为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但是绝大多数文化外交行为都不具有如此的典型性,往往和一段时间的人文交流合作交织在一起。只有将相关外交行为和对外政策联系在一起进行具体分析,才有可能对两者进行区分。前述1957年苏联小提琴大师奥伊斯特拉赫访华总体上属于中苏人文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和外交目的。不过,10月10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举办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音乐招待会是一个外交活动,奥伊斯特拉赫在招待会上为等中国领导人演奏,也就具有了苏联文化外交的性质。类似的还有费城交响乐团1973年访华。作为第一个访华的美国交响乐团,费城交响乐团在中国的演出总体上属于人文交流活动。但是,乐团成行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国务院努力推动的结果,访问的目的与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息息相关:中美关系解冻后,美国在上不能满足中国的要求,两国关系无法继续突破。但是为了从对苏联的外交中获益,美国又需要中美关系保持一定的热度,人文交流就成为美国最好的外交手段。费城交响乐团在这样的背景下访华,也就成为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一部分。

  第三,虽然文化外交的本质在于外交,但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为其载体的人文交流项目的效果。招待外国人士访问或者为重大活动举办文艺演出,是文化外交最常见的一种形式。评价这类文化外交活动的成效,一是要看演出的节目能否代表本国的艺术水平,二是看节目是否受到宾客的欢迎。也就是说,此时的外交效果已经替换为文艺演出本身的效果,超出了外交所能控制的范围。如果演出的水准与内容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就意味着这一文化外交活动并不成功。奥伊斯特拉赫是世界顶尖的小提琴大师,为中国领导人演出,代表了苏联艺术的世界水准,这无疑是尤金大使音乐招待会成功的关键。周总理用口技等节目代替蒙哥马利不喜欢的“女元帅”折子戏,中国政府的包容与善意也就通过节目内容传递了出来。

  不过,无论政治或外交的目的是否达到,人文交流本身的价值一般都不会受到损害。这是因为人文各领域分别受自身规律支配,是一个与政治、外交完全不同的世界。文化等人文作品的出现一般并不是为了承担政治功能,它们是出于艺术、思想、商业或者其他社会性目的而创作出来的。有些文化作品确实发挥了政治作用,但那都是特定环境的产物,或者是为了特殊的政治、外交目的而被有意识地运用的结果,而不是文化作品创作者的主动作为。从本质上讲,政治与文化分属完全不同的领域,各自受到不同规则的支配,因而政治领域的成败也就无法助益或损害文化等人文作品本身。摩根索认为,跨越国界的知识和艺术联系只是知识和情感的分享,而不是道德准则和政治行动的分享,后者才是世界共同体的必要条件。反过来看,这一观点也能论证政治行动不能从根本上对人文领域本身造成损害。1968年8月21日晚,苏联国家交响乐团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厅的演出在一片嘈杂的抗议声中开始,这是英国观众对前一晚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抗议。但是当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交响曲开始不久,抗议声便平息下来。乐曲终了,乐团照样收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个例子一方面显示了某种极端情况下政治对正常人文交流的干扰,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只要人文活动按其自身规律进行,这种干扰终究是有限度的。

  通过与文化外交的对比,我们已经对人文交流的内涵和外延有了基本的认识。由于文化外交一般把文化当作外交的手段,所以不能以文化外交的思路来看待人文交流。那么,针对如此分散的人文交流活动,该如何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理解其作用呢?

  在大量关于人文交流的讨论中,都会把其他国家自觉认可本国价值观看作最有意义的目标。这里所说的“自觉认可”,应是其他国家各个社会群体或者至少是主流社会的自觉认可,而不是个别人、个别团体的认可。由此可见,人文交流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要理解人文交流的国际关系作用,立足点就不能是单个领域的交流活动,而应该是一个不断发展并自我加强的社会交往进程。

  所谓社会进程,是相对于政治进程和经济进程来说的。外交属于政治进程,国际经贸活动则属于经济进程。与经济进程、政治进程相比,社会进程参与者更多,涵盖面也更广。国家间的人文交流就是这样一种长期、多层次、多领域、参与者众的社会交往进程。尽管一开始政府是很多人文交流项目的推动力量,政府间也会有人文交流的合作机制,但是从承载主体和实施领域来看,人文交流基本属于社会性活动,而不是政治性活动。长期持续的交往会在人文诸领域形成各自的利益共同体。和物质利益、政治利益相比,人文交流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的专业性更强、政治性更弱。两国的教育机构经过长期合作,可以形成常态化的师资、生源交流模式,达到双赢的效果。科研机构之间也会建立共同的科研项目团队,长期从事合作研究。这些随处可见的交流活动,单独来看可能只具有专业上的意义,但是所有的交流活动聚集在一起,就会对国家间的政治进程产生影响。作为社会进程的人文交流,可以跨越国界打下星罗棋布的合作桩基,把这些桩基联结起来,就是一张多层面的、复杂的人文交流网络。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交流是创造国家间社会网络的进程。

  从社会进程的角度理解人文交流在外交与国际关系方面的意义,很多事件就有了更为清晰的轮廓。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是世界上第一个将“白毛女”的故事搬上芭蕾舞台的舞蹈团,1955年2月在日本东京首演。改编“白毛女”是日本艺术家的自发行为,吸引和感动他们的就是“白毛女”体现的“解放”主题。松山芭蕾舞团的创始人清水正夫在谈到为什么要改编“白毛女”的故事时说:“打动我们心弦并使我们难以忘怀的是受压迫的农民们如何去求得自己国家的解放这一主题。我们对这一主题感到了强烈的共鸣,对这个戏的主人公喜儿也怀有深切的同情。”而“被压迫者获得解放”正是新中国的历史与政治成就,是中国核心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品格。“白毛女”的故事在日本首登芭蕾舞台,充分说明了一些日本艺术家对中国政治价值的认同。不过,这仅仅适用于松山芭蕾舞团,并没有扩展到一般的日本社会。尽管松山芭蕾舞团以此为中日关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无论是五六十年代还是现在,都没有改变日本主流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也无法对抗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扩大的影响。松山芭蕾舞团为中日关系尽了一个文艺团体最大的力量,但由于没能形成广泛的社会进程,他们通过芭蕾舞剧白毛女传递的中国政治价值并没有在日本社会获得广泛的认可,对两国政治进程的影响也相对有限。由此可见,对任何人文交流作用的期冀,都必须建立在总体性的社会网络有效互动的基础之上。

  面对如此复杂庞大的人文交流社会网络,目前还难以归纳整理出一个可以和国际关系建立联系的有效框架。比较简便的入口是首先关注人文交流的主体,从而在方法上能够稍微前进一步。

  人文交流的主体既是交流的承担者,又是交流的接受者,可以简单地分为知识界和大众两个群体。有的交流领域和活动主要存在于知识界之间,有的则针对一般大众,也有一些交流项目可以上下贯通。科技学术交流合作是知识界的专享领域,通俗文化交流为大众所喜闻乐见,而教育、传媒、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知识界和大众都是主体,尽管在具体的领域会有所倾斜。以知识界为主体的人文交流更侧重于理性对话,概念和逻辑在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对哲学、科学、艺术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实现上述让别国认可本国价值观的交流目标,首先就需要从理论上说服对方知识界,这就要求本国知识界具备足够的理论厚度。以大众为主体的人文交流更侧重于直接明了的沟通,情感和故事以及由此带来的视觉、听觉体验更能吸引他们的目光。

  从当前的人文交流项目来看,由知识界承载的占据了比较大的部分。古典艺术交流是政府比较喜欢推动的交流形式,而古典艺术在现代社会的受众群体主要在知识界。无论是西方古典音乐、芭蕾舞,还是中国戏曲,以及中外文物、美术作品展览,其青睐者基本上都是对方的知识群体。而主要面向大众的人文交流活动,除了旅游和体育比赛以外,其他形式相对较少。然而,人文交流要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大众的参与同样重要。特别是在当前交通通讯发达的时代,大众拥有更多表达观点的途径,参与社会舆论塑造的可能性也更多。如何扩展以大众为承载者的人文交流项目,或许是一个新的课题

  将人文交流看作长期的、综合性的社会进程,就可以从以下方面探讨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第一,致密而复杂的社会交往网络可以促进国民间的了解,有助于国家在面临政治问题时降低出现错误知觉的概率,减少对对方意图的误判。国家间的很多纠纷来自于误解带来的误判,这是杰维斯的重要研究成果。误解的原因较为复杂,但相互间缺乏多方面的综合了解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既是知识和信息不完备造成的,也有传统或习惯的某些思维定势或惯性在起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偷袭珍珠港,在战术上非常成功。然而,日本完全没有考虑美国人的心理会因此而发生变化。正是日军的偷袭,使得美国人一时间同仇敌忾,强大的孤立主义思潮立即销声匿迹,为美国全面投入战争扫清了最大的障碍。这一事例说明,如果要全面准确把握一个国家的情况、将知觉漏洞或错误知觉降到最低程度,社会心理层面的因素同样不容忽视。而要了解别国的社会心理、社会情绪或思维方式等总体上属于文化、传统、心理层面的状况,人文交流可能是最为有效的途径,其中大众群体和知识群体的交流同样重要。

  不过,人文交流可以减少误判,却不能根除误判,更不可能阻止国家之间的冲突。欧洲恐怕是国际人文交流最为深入和广泛的地区之一,但近代欧洲却是各种战争的频发之地。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内部一般是文化融合程度最高的区域,但是人类历史上内战和自相残杀可能远多于对外战争。这都提示我们,不能用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的视角去看待人文交流的作用,因为温特的建构主义讨论的是政治进程,而人文交流则属于社会进程,无法直接产生国际政治的后果。

  第二,人文交流在国家间关系中可以起到托底的作用,知识界和大众在其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托底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

  首先,密集的社会交往形成了人文交流各个领域的利益共同体,它们围绕各自的专业领域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共同执行某个项目并共享合作成果。这种利益共享也是进一步巩固和推进人文交流的动力。与经济利益相比,人文交流领域的利益极为分散,而且无法用数字来估量,更难以像经济利益那样被纳入国家的综合实力,因此在国家间关系中处于相对超脱的地位。国家间的一般纠纷甚至关系一度恶化,一般不会对大部分人文交流领域产生过大的影响。

  其次,经济利益经常被当作国家间博弈的筹码,但是人文领域内的一些利益,除了少数与战略安全等政治议题相关外,成为筹码的可能性相对不大。也就是说,当两国关系出现问题时,只要不是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那样的全面决裂,一般的人文领域交流还是会继续进行。美国近来向中国施加压力,是以贸易战、打压中国高技术企业等经济利益为筹码的,一般的人文交流,特别是旅游和文化艺术领域基本没有受到影响。21世纪以来的中日关系下行多于上行,但是中国游客赴日旅游的热度一直在上升。哪怕是在两国政治关系几乎冰冻时,旅游、文教等一般的人文交流活动都没有太大降温。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中美、中日几十年来的人文交流已经在各领域内部形成了习惯性的交往路线,双方都从中受益。这种植根于社会的利益共同体非常顽强,只要两国关系没有全面决裂,就会继续存在。二是人文交流构筑的社会关系网络处于国家间关系的最下层,离最上层的政治关系最远,同时又太零散,无法像经济层面交往那样用数字计入国家的实力对比,因而很少被当作国家间博弈的筹码。因此,如果两国关系出现了下行走势,政治交往会受到主要影响,经济交往也可能成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而人文交流则是受影响最小的领域,从而在政治关系冷淡或冰冻之时维持静悄悄的社会层面的互动,为国家间托住了最为基础性的民间交往的底盘。

  最后,一旦两国关系出现转圜,人文交流领域往往会率先作出反应,“春江水暖鸭先知”,成为两国关系重修于好的某种象征和助力。中日建交前,两国的民间交往已经有了较为深厚的基础。1972年7月,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孙平化率领上海舞蹈团(上海芭蕾舞团的前身)按照交流计划访日演出。在代表团赴日途中,日本佐藤内阁下台,新任首相田中角荣表达了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意愿。正在访问的上海舞蹈团成为显示日本政府这一意愿的最好窗口——日本副首相三木武夫、内阁大臣中曾根康弘都出席观看了在东京的首演。上海舞蹈团这次访日被称作“舞剧外交”,实际上为田中角荣首相9月份访华做了准备,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最后助力。哪怕是曾经全面决裂的中苏关系,当八十年代前期开始松动时,首先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开始放映苏联六七十年代的电影以及出版苏联小说。

  第三,人文交流一般远离物质利益,可以发出推动国家间关系发展的更权威性的声音。这一作用主要依赖知识界的交流达成。一般认为,国家间经济交往的获益者会积极支持两国关系的发展,以维持并扩大已有的利益。20世纪90年代初,当美国企图取消或有条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时,在对华进出口和投资方面具有重要利益的美国工商界是反对此项做法的重要力量。从总体和宏观上来看,经济利益的相互交错确实是国家间关系的“压舱石”。不过,以经济利益为理由支持或反对某项政策,在面对并未共享这些利益的听众时,会欠缺“道德”优势,还可能会被扣上所谓“利欲熏心”的帽子。因此,那些支持无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美国工商界人士,通常也要标榜美式政治正确,尽力避免被看作“见利忘义”之徒。

  人文交流形成的利益交错和融合就不会带来道德上的劣势。一般来说,人文领域的交流远离金钱等物质利益,所关注的文学艺术、教育健康等等,又都是受人尊敬并具有普遍意义的领域。如果说一个人会蔑视那些与己无关的经济利益,说那是“见利忘义”,而尽管他没有参与人文领域的交流,但是对一个文学家、艺术家或哲学家支持某项他困惑或不赞成的政策的言论,通常不会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而更有可能从问题本身来理解相关的利害关系。这样,当国家间关系出现问题时,支持维持两国关系的声音如果来自人文领域,在一般大众面前或许比来自经济领域更具权威性。企业家发声会被看作不能丢弃经济好处,甚至是“见利忘义”,这就减弱了其发声的道德力量。而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则不然,因为这些职业本身远离具体的物质利益并具有探讨人类深层次、根本性问题的使命,传统上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尊重。1999年北约违反国际法、侵略南联盟时,欧盟国家的舆论一边倒地支持北约的行动。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哈贝马斯也加入了支持者的队列,对北约的暴行进行“道德”和“法律”的辩护,对舆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这是一个反例,但是确实说明人文领域的权威人物发声,在为某些政策获得支持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在国家间关系中,能够得到对方国家人文领域有影响的人物的支持,甚至是在道义上进行论证,这恐怕是人文交流最成功的政治表现了。而要做到这一点,在理性上说服对方至关重要。这虽然对人文交流的水平提出了高要求,但是也唯有人文交流才能有此功效。

  第四,人文交流可以构筑国家的人文形象,虽然人文形象不会直接转变为政治形象,但是正面的、符合国家内外政策和基本价值观的人文形象有助于积极的政治形象的形成。在人文形象的构筑方面,知识界可以发挥引领作用,但是大众的印象更是举足轻重。

  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的问题都太过专业,而在人文领域却可以找到各自的兴趣所在。因此,一般来说,一国的人文形象最容易被别国的普通人所认识并可能长久留存在其记忆之中。对一个国家的文化充满敬意,会使人有兴趣和动力去全面了解这个国家,从而增加客观看待乃至理解认可该国基本政治观点的可能性。如果蔑视一个国家的文化,那么就很难继续了解该国在其他方面的情况,而文化上的蔑视会很容易滑向对整个国家的蔑视。中国在这方面有着痛苦的创伤和记忆: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一些描述,只是把浅层的某些文化形式(其中很多是糟粕)当作猎奇的对象,以此来满足一些西方人的异域想象,帮助他们去塑造需要西方启蒙的愚昧、落后的中国文化形象。这一文化形象由当时西方的知识界塑造并被大众所接受,它并没有局限在文化领域,而是在很长时间内定格成为整个中国的国家形象。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些欧洲主要国家由于文学艺术大师辈出,又有足球、电影等代表当代大众生活的丰厚人文成果,国家的人文形象非常积极丰厚。人文形象延伸到其他领域,帮助它们塑造出文明、发达的正面国家形象。因此,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自己的人文形象,而塑造良好的国家人文形象则是人文交流的千秋之功。

  综上所述,人文交流增进国家间了解的机制是复杂而密集的社会交往互动。也就是说,人文交流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需要通过社会进程来理解。虽然这个进程极为分散,但是只要足够持久而密集,就可以构筑一张国家间社会交往的网络,在其无数节点上形成各个领域的利益共同体。知识界和大众在其中的作用同样重要。虽然人文交流不可能直接带来政治互信甚至和平,但是其作用并非可有可无。如果说,政治进程是国家间交往的动脉,那么人文交流就是密布的毛细血管:每一个方面的交流看似微不足道,但综合在一起就是一张必不可少的网络。仅仅依靠人文交流当然不能达成政治互信,但是不可否认,依靠人文交流搭建的毛细血管网络,国家间传递、阐释政策和观念的渠道可以下沉到社会层面,一种方式不行,还有其他无数种,单个渠道可能效果不彰,很多种综合在一起就有了效果。这张像毛细血管一样星罗棋布的网络,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互动交往的进程。它的所有作用,都不是即时之利,而是滴水穿石之功。它最为深厚的力量,不是来自于政府的推动,而是民间逐渐形成的需求。因此,即便不考虑人文本身,仅仅从政治角度出发,也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民间各专业领域织造“毛细血管”的积极性和能力,不急不躁,切不可急于求成。

  人文交流就是“承认差异,搭建桥梁”。无论使用什么样的名称,它都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自古就存在的交往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文交流一般都以民间自发为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政府在其中的推动作用越来越突出。同一时期,也是人类历史上大国间战争最少、经济社会变化最迅速的时期。这或许是一时的巧合,不过,如果政府仍然将战争以及其他强制手段当作实施对外政策的日常工具,那么肯定不屑于花费精力推进人文交流。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文交流能够成为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的话题,并非毫无道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关于文化无法直接达到政治效果的论述总体仍是正确的,但考虑到他们生活的时代距离世界大战很近,如今确实有必要根据新的国际关系态势为老问题添加一些新东西。

  无论人文交流于国际关系的意义是减少误判、增加促进其积极发展的权威性声音,还是托底国家间关系、塑造国家人文形象,都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项目的作用,而是人文交流作为一个整体性社会进程的结果。相对于政治进程和经济进程,人文交流社会进程的参与者更广泛、覆盖的群体也可能贯通社会各阶层,是国家间最为基础性的交往空间。20世纪交通通讯手段和传播媒介的革命性变革,为人文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条件,特别是让大众群体有了更多的参与机会。

  就实践来说,当代中国的对外人文交流已经成为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无论就人文领域自身的发展、还是就对外关系的发展而言,人文交流都在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也碰到了一些问题。人文交流在政府层面尽管有时和文化外交交织在一起,但文化外交属于政治进程,而人文交流已经覆盖和深入到更复杂的社会之中,早已超越了文化外交的范畴。如果仍然用文化外交的思维看待人文交流,追求短期的政策效果,而不去探索人文交流本身的规律,非但难以见功,甚至可能适得其反。虽然当今世界见证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快速变革,但是社会进程的孕育、开启、成长和结果既需要时间,也需要经济进程和政治进程的共同协力。人文交流只有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才能获得其应有的文化意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

  (本文转自:《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9年05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